4点23分，他返回房间，在手机便签上写下遗言：我去死了。自杀的。在武汉玩了一年。什么事没做。没什么遗产留下。借了一屁股债，不会还了。我太幼稚了，大人和我说的都是对的。可惜我明白太晚。都是我自己的错。对不起……

　　第二次，他又爬上楼顶，5点00分，再次返回房间，在便签上写道：老板，你立即报警吧，我在顶楼上吊自杀了，对不起……之后，罗正宇第三次爬上楼顶，没有再走下来。

　　2018年1月29日，早上七点左右，旅店工作人员到阁楼收被单，看见罗正宇悬挂在阁楼外的房梁上，脖子上套着一根白色的登山绳子，已经没了呼吸。

 

 

悬挂的登山绳子和房梁。最后的日子

 

　　上海路的两边，大多是一些老房子。武汉江岸区上海路，夹在江汉路步行街和汉口沿江大道（长江外滩）之间，是闹市里的僻静处。

　　三层楼的惠风旅馆（化名）邻近一家天主教堂，看起来有些老旧。老板黄生铭说，旅馆开了十几年。

　　1月23日，罗正宇拖着一个深蓝色的箱子走进来，问黄生铭住一个晚上要多少钱。黄看了他几眼， “很平常的一个小伙子”，大概一米七，和他差不多，神情举止也没什么异常。

　　黄生铭对罗正宇说，58块钱一个晚上，最终又便宜了3块钱，给他算55块钱住下了。旅店对面的一家酒店，最低消费为118元一晚。

　　第二天早上，黄生铭问罗正宇是否要续住，罗说他还要住几个晚上，房费再便宜点。黄生铭又给他少算了五块钱，罗正宇付了200块钱，一共四晚的房费。

　　房间在一楼，不到五平方米，里面有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桌上是一台老式电视，电视后面隔出了一个洗手间。

　　开始的两天，罗正宇每天早上出去，到后面两天，他几乎不出门了。每天下午两点，黄生铭会敲所有房客的门，检查一下。他看到，罗正宇的房间开着灯，他边上放了一小袋零食，旁边还有一瓶矿泉水。

　　旅馆对面，有一家炸酱面馆、一家便利店和超市，还有一个生鲜综合市场。罗正宇经常逛这些地方，他有时消费几块、几十块，有时消费一百多，都是电子支付。

 

　　罗正宇经常去的炸酱面馆，中午和晚上有盒饭吃。1月28日早上六点，罗正宇在旅店对面的炸酱面馆吃了一份早餐，一共消费了6块钱。杂酱面馆的李老板说，每天来吃的人很多，但他肯定罗正宇来过，“如果人在这里，我说不定就能认出他来”。

　　那天他回到旅店时，大约早上七点，黄生铭对他说，“你不要住了，你又不（出）去做事，早点回家算了”。罗正宇回说，他还要再住一个晚上，要换一个房间，住的一楼晚上有老鼠，之后他又用支付宝付了50块钱房费。

　　罗正宇曾在1月19日给父亲罗立军打电话，发现他手机欠费，帮父亲充了100元话费后，两人在电话里约好：罗立军1月30日晚上10时到武汉，罗正宇到时去火车站接他，在武汉游玩几天。

　　罗正宇还在1月27日给爷爷打过电话，说自己2月8日回老家天门市小板镇。这通电话只打了几分钟，听上去很寻常。

　　两天后的1月29日，上午9点多，在浙江绍兴打工的罗立军接到武汉上海街派出所的电话，说他的儿子罗正宇自杀了。这是两人约定见面的前一天。

　　罗立军不相信，以为是诈骗电话，但他担心儿子真出事，想起住上海路附近的儿子高中同学刘文峰，罗立军立即给他打了电话，拜托他去上海街派出所看看。

　　那天是周一，地上很多积雪。刘文峰走了十几分钟，到了辖区派出所，一位民警叫他上二楼刑侦科，刘文峰当时想：难道罗正宇一年不见，去搞传销被抓了？

　　两人上一次见面还是一年前，2017年2月的一天，罗正宇从浙江杭州回到武汉，把他带回来的行李放在刘租住的房子里。此时，罗正宇已从杭州的原单位辞职，打算在武汉转行学计算机软件开发。

 

　　罗正宇回武汉时，放了袋东西到同学刘文峰租住的地方，至今都没有取回。里面有被子、衣服，和一本《地铁工程施工技术》的书。派出所民警翻出几张照片，照片里的罗正宇悬挂在房梁上，刘文峰瞬间趴倒在地上。

　　黄生铭检查罗正宇手机时发现，他的支付宝余额只剩下七毛一分钱。罗正宇自杀时穿一件酱色棉袄，“破破烂烂的”，当天上午九点，派出所民警和法医赶来做完尸检，才把他的遗体放了下来。

　　两天后，武汉江岸区警方通过当地媒体发布消息，罗正宇系自杀身亡。

 

罗正宇的蓝色背包，只剩下一块钱和一颗大白兔奶糖。从杭州到武汉

　　2016年夏天，23岁的罗正宇从武汉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专业硕士毕业。

　　他们专业就业前景不错，罗正宇是本硕连读，毕业后进了一家大型国企，总部在武汉。他以技术员的身份进到下属的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，之后被分到杭州项目部，离他父亲打工所在的绍兴不远。

　　入职两月后，罗立军去杭州看儿子，感觉罗正宇状态“很不错”，就是脸上晒黑了一些。“手机里还记录走了多少步，他说今天走了一万步。”那天他去了罗正宇宿舍，宿舍里有四张床，有空调、洗衣机，感觉和大学宿舍差不多。

　　也许罗正宇没有流露他的烦恼。一个月后，前同事陈晓勇在项目部见到罗正宇，罗说起自己经常加班，晚上整理资料到很晚，白天又要到工地上做测量，工作和他所学专业关系也不大。

　　2016年11月，罗正宇突然跟父亲说，他想辞职不干了，父子在电话里说了四十多分钟，罗立军不停地劝儿子。几天过后，他和弟弟专门请假到杭州劝，还是没有用，罗正宇坚持要辞职，“他说，就像没上过这六年大学，到武汉学（计算机）编程，重新学一门手艺”。

　　2016年12月，罗正宇在大学好友群里抱怨：工地工作环境差，一个月工资才五千多块钱，比他一个部门的本科生高17块钱。他打算年后辞职，回武汉报计算机编程培训班，转行计算机软件开发，或搞智能交通，还称自己在看计算机二级等级考试教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