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层公务员，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集体。他们身处公共服务的第一线，直面民众切身利益与现实难题，他们的作为，直接关系到政策的制定与落实，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百姓福祉。但似乎，只有当“80后公务员白了头”这样的新闻出现时，他们才会成为舆论关注的对象。基层工作面临哪些压力和困境？基层公务员又经历着怎样的困惑与磨砺？希望这些来自基层的声音，能引起关注与思考，进而促进问题的解决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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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基层法院工作了将近20年，我常常会被人问到：法官，是不是公务员？

 

　　答案无疑是肯定的。但由于职业的特殊性，法官却承担着比普通公务员更大的责任和压力。对于基层法官而言，办理案件数量激增导致工作压力巨大；审判之外，社会综合治理方面的事务占用了大量的精力；晋升通道过窄使得职业荣誉感缺失；与律师相比，收入性价比差异较大……这些都是基层法官面临的现实困境。

 

　　以2013年与2018年的数据作一个简单的比较。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显示，短短5年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新受理的案件数量，几乎增长了一倍，绝大多数的新增案件均集中于基层人民法院。但与此同时，法官人数并没有得到同比例的增长，有一些法院，甚至因为人员退休、辞职等原因有所下降。

 

　　以某城区法院为例，办理民商事案件的法官，通常有300件左右的案件未审结，新受理的案件从立案到正式开庭审理，均需要两三个月以上排庭等待时间。如果再出现被告难以送达或者联系不到的情况，整个审理周期则要耗时达一年之久。试想，这么多案件需要审理，哪怕每天有五分之一的当事人打电话给法官，按原、被告双方计算，就有120多个电话。法官除去开庭，在办公室里的时间也就只能接接电话了。一些复杂案件需要思考并理清审判思路，只能牺牲休息时间来加班加点，法官们“五加二”“白加黑”相当常见。

 

　　这还不是最难的。如果案件当事人出现特殊情况，特别是出现信访、缠讼闹事等现象，被问责的往往都是主审法官。定争止纷是司法的价值，在纠纷处理中由于对立双方的利益存在必然的冲突，要让每一起案件中的原、被告都满意的判决结果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。为了卸下沉重的压力，一些法官选择了辞职，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。

 

　　我至今还记得一位40多岁的法官在竞聘一个部门副职时讲的话。他说，体制内的中年男人能不能得到尊重，最终还是自己的称呼后面带不带一个“长”。了解基层法院工作的人都知道，基层法院的部门副职，就是区区的副科级，争来没啥好处，反而因为成了领导，还要带头干活。可为什么还要争呢？无非就是给自己和家人一个交代。在当下的社会环境里，行政职级代表着权力和待遇，而法官等级啥都不算。区县法院，因为位子少，人数多，又因为法官属于专业岗位，不太可能与其他行政机关的职位进行交流，最终导致“僧多粥少”，很多人一辈子只能是个不带“长”的法官。无法满足职业荣誉感，这也是导致许多优秀法官流失的重要因素。

 

　　新一轮司法改革之中，以上问题已经为改革的设计者所注意。建立法官员额制，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，确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审判一线；完善法官等级定期晋升机制，确保一线办案法官即使不担任领导职务，也可以正常晋升至较高的法官等级；完善法官选任制度，针对不同层级的法院，设置不同的法官任职条件；初任法官首先到基层人民法院任职，上级法院法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遴选产生。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解决法官流动的问题，但是，要转变人们的观念，仍然需要漫长的时间。

 

　　此外，法官还面临着现实的困惑：相对于另外一个法律群体（律师），其收入的性价比实在不高。客观来讲，在实行员额法官制之后，法官的收入比之前有了较大提升，可相比律师尤其是成功律师的收入，法官依然只能“安贫乐道”。我见过许多法官，其留在法官队伍里并不是满足于收入的多寡，更多是割舍不下“铁肩担道义”的情怀。而这样的情怀每每被现实击碎时，离开的时候也就不远了。

 

　　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进行数年。司改的成绩有目共睹，法律文书上网、司法数据共享、法院破解执行难，打造公民诚信体系，让老百姓能够信任法律，信赖司法，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功劳。这些成绩对于我们普通的法官，不仅仅是首席大法官在人大作报告时的枯燥的数据，它们代表的是法官及法院工作人员们生命中无数个日夜的工作，那些流下的汗，那些洒下的泪。